从传统文化中探寻中国技术哲学之根
当前人类社会正处于高度技术化状态之中。技术正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地渗透进当代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进步一方面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与此伴生的另一方面，是否又会使人类社会陷入高风险之中？人类所发明的技术是否可控？一个高技术时代又会给人类自身带来哪些影响？
日前在东北大学召开的第14届全国技术哲学学术年会上，百余位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了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不同学派技术哲学思想研究、当代技术发展中的重大哲学问题和中国语境的技术哲学研究等诸多前沿话题，深化了人们对于技术问题的思考。本报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呼唤中国特色技术哲学
人类文明每一次质的飞跃总伴随着技术上的重大进步，技术越来越成为现代文明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现象，技术哲学也因此诞生并广受关注。以1877年德国卡普出版的《技术哲学纲要》为标志，技术哲学至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顺基指出，世界范围的信息技术发展，彻底改变了人类延续几千年的生活方式。随着近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技术哲学越来越注重从思辨的角度或社会文化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技术。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正空前地影响着人类生活、历史进程。我们需要从哲学的高度，从影响社会发展的诸多动力中，把科学技术作为变革社会的一个极其强大的力量。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田鹏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在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历程中，先后经历了着重研究技术的本质和技术设计、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技术的价值以及技术和社会的关系等三个阶段。
关于当前技术哲学的发展，东北大学教授陈凡认为，要努力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学派，坚持以特色突出地位，以研究体现水平，以开放促进发展的理念，打造中国特色技术哲学学派。他指出，为应对高技术迅猛发展的挑战，中国技术哲学界要加强思想储备，开发文化资源。当前中国技术哲学已经形成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四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重新思考技术的走向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在带给人类无限便利的同时，人的自身能力、潜力也在由技术构建的社会中慢慢退化，并形成对技术的严重依赖。有学者也就此指出，现代社会中存在着某些未被人感知的风险，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潜在的风险源于技术的发展，是人为的、由人类自己创造的危机。
从人与技术的关系来看，高技术确实是现代风险社会的重要成因之一。田鹏颖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是工具或手段，它具有人的性质，是人体或人脑的延伸。但是，人总是想凭借日益更新的技术这一有限的工具达到自身的完善与圆满，彻底摆脱孤独和有限存在的境遇，这将导致高技术成为一种超越人之自律的神秘力量，进而导致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新的冲突与断裂。
东北大学教授远德玉则提出，当代社会有两大危机：一是生态危机；二是金融危机，又称为生活危机。由生产造成的生态危机和超前消费引起的生活危机，导致整个世界处于危机之中。这背后的根源在于超前消费、过度消费、放纵消费的消费文化。我们在反思生活、反思消费的同时，也应看到导致这种消费观背后的技术根源。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技术的走向，重新认识高技术。我国要面对现实，改变目前技术哲学重移植、轻独创的特征。对于未来技术社会的发展，要回顾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寻找中国技术哲学之“根”。
实现人在技术活动中的价值
新技术都是以“互动”的形式发展起来的，新的设备带来了一种新的动态生产模式，从而导致了更多的变革。虽然任何技术都具有某种潜力，但它本身并不具有目的性，是人们对其加以使用和发展，从而使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呈现出有害、有益两种状况。因此，可以说，关于人与技术的关系以及技术社会的未来发展，呈现出某种不确定性。
一旦某种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并且具备了普及性，那么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了某种“自主性”，因而，人就很难控制其本质及其进一步开发。
田鹏颖就此指出，信息技术与网络已经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人作为自然和社会的中心，在改造自然和社会方面取得了越来越重大的成就，显示了人在其“生活世界”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加强。人作为主体，既是他所建构和控制的“生活世界”的基础，又是他所建构和控制的“生活世界”的中心。人所面对并身处其中的“生活世界”已经变成了人造的结构，变成了越来越具有人为建构性质的世界，甚至成为一种可以被人密码化和神秘化的世界。
那么，人在技术哲学中到底处于何种位置？到底是人控制技术，还是技术操纵人？东北大学教授陈红兵就此认为，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主要从技术外部、用非技术的或超技术的观点来解释技术的意义，强调人文价值对技术的先在性，认为人类创造了技术，技术应该属于人，所以把人对技术的控制放在首位。当前，要进一步解决技术进步中出现的大量现实问题，就需要深刻剖析技术异化现象，真正实现人在技术活动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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